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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17日NBA季后赛G1 火箭vs雷霆 全场录像回放

2019-09-22 20:23 来源:商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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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艾德文在央视每周做一次播音指导工作。在直播环境下,内容选择性播放的空间随着国际媒介的新闻传播竞争而逐渐缩小。

  具体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其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新世纪以来,随着传播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传播环境内外一体化加强,对内宣传与对外传播之间的信息鸿沟迅速缩小。

    还是来看看我拍的照片吧。因此,做大用户量,积累经验,是现阶段的主要任务。

  电视媒体及时传递出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迅速行动起来应对危机的信息,电视不断播出中央领导人在灾区一线指挥救灾、鼓舞士气,救援队、军队和普通市民从废墟中救出幸存者,并对伤员和孤儿进行援助的画面,使得中国政府以自己极为迅速的表现赢得了世界的高度关注和尊重。我们要尽最大努力,最大限度消除隐患,确保人的生命安全,确保城市安全。

可见,面对深不可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境外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希望我国能够出手救市,帮助解决金融危机,认为我国是有财力援助陷入困境国家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几个月后,在2010年两会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中,温家宝总理再次向关注此问题的中外记者回忆了当时在哥本哈根的事情经过,这表明中国政府对“劫持”一说造成的影响十分重视。

  这些转变的重要引信和平台是对外传播。这都表明中国科技在发生巨大跃升。

  而在这之中正确地理解世博的性质,树立世博的理念,摈弃以往我们一些不恰当的做法,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知道,只要是观众看到你的时候,不管是夜里两点还是三点,你都是面向镜头直播?  宁远:是的,三个晚上都是连续直播的。“感知上海”邀请的专家、鲜活的事例和最基层的采访点都给外国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满足了深入采访世博和采访上海的需求。

  参展者无不是带着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而进入世博园的,观众也是循着这样的思路去体验、去思考、去参与。

    2003年10月29日,在中国西安的西北大学文化节上,日本留学生们表演的“猥亵小品”被认为是“对中国的侮辱”,激起了中国学生的愤怒,并引发抗议活动。

    《北京周报》是中国国家英文新闻周刊,始终追求新闻现场报道的时效性。另外,由于留学生的双重身份,他们对于所见所闻所感的传递是一手资料的传播,传播的内容更真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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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控烟困局:卖烟的管着控烟

2019-09-22 10:46:00 健康时报客户端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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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和死亡在如此短的时间颠倒,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我呆呆地想如果能够搬动时针,让所有的人都撤离那该多好。

  (健康时报记者 徐婷婷)近日,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在一次媒体吹风会答记者问时呼吁:掌管“卖烟”的工信部,不应该继续成为中国控烟的主导;烟草专卖局,也应退出中国控烟履约小组!

  一手“控烟”,一手“卖烟”,被认为是我国控烟工作不能有效展开的重要原因之一。

  多位受访人士指出:2017年是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生效的第11个年头。如果中国控烟权力继续与烟草利益部门“纠缠不清”,恐怕我国控烟的成绩依然难如人意。

  卖烟与控烟双重身份,国际上都少见

  “中国的控烟与快速发展的国际形势太不相配了!”提及控烟,众多专家堪称是痛心疾首。

  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烟草利益方占据了控烟的主导!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告诉健康时报,在控制吸烟履约小组里,烟草专卖局也参与其中。工信部身兼烟草专卖局主管部门与控烟履约小组组长双重身份,一手“控烟”,一手“卖烟”,控烟效果可想而知。

  最新一届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召开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指出,本次会议政府代表团应完全排除烟草业代表加入。

  然而,百余个缔约国,我国却例外了。在这次缔约方大会上,只有中国代表团里有烟草业!

  在参会名单上,国家烟草专卖局人员身份悄然变成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成员进入了会场。新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克安教授说,中国烟草业竟然以履约办公室成员名义参加了会议,作为控烟组织成员,都被公然“默许”了。

  “每年都会有烟草业混入国际会场,前几届都是烟草专卖局的身份,最近,身份却变成了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在多位专家看来,协调小组并不能代表部门,这只是烟草利益方“混入”会场的一种手段。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5.3条已明确提出,制定和实施烟草控制方面的公共卫生策略时,各缔约方根据国家法律采取行动,防止这些政策受烟草商业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

  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谈判的原全国控烟办主任杨功焕,在控烟路上走了将近30年,可谈起如今的中国控烟,却依然是愤怒、灰心和沮丧。

  为限制全球烟草流行,2003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192个成员国一致通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3年11月中国政府签署公约,并于2006年1月正式生效。

  “烟草公司进到国际会场,干扰控烟的情况早有发生。”杨功焕说,早在多年以前,国家烟草专卖局一位代表参与了《公约》中文版的翻译及审校的过程当中,极力将本应翻译成“应”和“全面”的should和comprehensive翻译为“宜”和“广泛”,从而弱化对烟草业的限制,而该建议最终被主管部门采纳。

  2006年,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还专门成立专家组,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案及对中国烟草影响对策研究”(下称《双对》)为题进行立项研究。杨功焕说,该书出版的2006年,正是《公约》在我国的生效之年。

  对此,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施贺德博士感到万分无奈:10余年以来,中国烟草业既是政府部门,又参与到控烟履约小组,这在国际上都很少见!

  事实上,世界上大多国家和地区烟草公司跟政府没有关系。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智利新西兰等百余个《公约》缔约国家,包括香港、台湾等地区控烟都由管理健康的卫生部门掌控,而非与烟草利益相关的部门。

  即便暂时不是《公约》缔约方的美国,对控烟工作也是高度重视,其国内多个州都制定并颁发了严格的公共场所控烟法规,明确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行政执法与生产经营也进行了分离。在食品药品管理局中专门设有烟草事务管理部门,负责检测烟草中的有毒成分,并严格烟草出售程序,审核烟草商品包装等。

  反观国内,“每一次,只要涉及到烟草利益,我们总是特别敏感”,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透露,“烟草专卖局与烟草公司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其实是一回事,是典型的政企合一的体制,都是控烟利益的相关方,他们是控烟指导成员已经成为国际笑柄,已经给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带来负面影响。”

  百般阻挠,控烟之路走得异常艰难

  “我告诉你,你告状也是弄不动我们的,你需要钱,我们可以给你”,杨功焕曾遭遇一个部门的恐吓、指责和谩骂,在杨功焕看来,烟草利益方夹杂在控烟的道路上,成了最大的“拦路虎”。

  利益阻隔下,如何控好烟?钟南山院士直言不讳,今年烟草专卖局利税额以及上交财政已经高达上万亿。控烟推行难,卡在利益上。中国是烟草生产大国,要销售、有收益,烟草专卖管理局是很多省份纳税支柱产业,对经济和健康的影响一直说不清。

  近日,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发布了一项研究结果证实,在195个国家当中,我国烟民数量位居第一位!这25年以来,虽然吸烟人数的百分比有所下降,但总体上吸烟人数依然在增长。2015年,超过一半的与烟草相关的死亡发生在中国、印度、美国和俄罗斯。该研究数据显示,总的来说,吸烟造成的疾病主要包括心血管疾病、癌症和慢性呼吸道疾病。

  几乎相同时间,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却让人意外。《2015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中,成人对吸烟导致疾病的认知依然十分低下,能够全面认识到吸烟导致的4种疾病的,城市仅有16.1%、农村更是不到8%的人。

  为什么吸烟有如此之大的危害,但吸烟者对此所知甚少?让世界卫生组织都倍感无奈的是,中国的烟草利益方无时无刻不参与到控烟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干扰着控烟进程。

  自2003年公约开始谈判起,《双对》针对《公约》每一条款都提供消解的对策。杨功焕举例说,《公约》在序言就指出接触烟草烟雾会造成死亡、疾病和残疾。然而,《双对》公然提出:吸烟与健康是世界各国多年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甚至引用一些科研成果辩解说,从烟气中已发现的4850多种成分中,99.4%的成分对人体无害,只有0.6%的成分有害。

  烟草业千方百计干预控烟,一直在发生,并且从未停止。2015年新修订《广告法》时,双方进了长时间激烈的博弈,最终全面禁止烟草广告终于被写进条款。然而,还没有开始兴奋,现实却给许桂华浇了一盆冷水。烟草专卖局坚称烟草销售商店是特殊场所,不属于公共场所,做广告不应被禁止,后来经过中国控烟协会对全国5个城市500家烟草销售店调查显示,98%存在多种经营,29%有青少年进出。

  “控烟每向前推进一步,都可以看到烟草行业阻挠的影子,都可看到烟草利益方在捣乱。”许桂华如是说,正是由于烟草专卖局的双重角色,让中国控烟的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

  有一年的春节期间,云南省健康教育所的控烟活动也受到了干扰。“每年都会做一个送烟等于送危害的活动,然而在张贴宣传画时,却被强势要求撤下宣传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副主任姜垣说,好在云南省健康教育所坚持辩驳,才保住了这次控烟宣传。

  施贺德博士告诉健康时报记者,我们都清楚看到,这里面存在利益冲突,执行履约工作一方不应跟卖烟的或有烟草利益的一方在一块,这是世界卫生组织非常明确的一个原则。

责编:沙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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